在文章最开始，我们还是要做简单的说明。今天的文章，主要是说明“棒子”这一称呼的起源及其背后含义的变化，并不包含任何主观上的贬损和污蔑。
当然，我们今天所使用的 “棒子” 一词，更多的是用于对“发明全世界”的韩国人的一种蔑称，这种称呼我认为并不针对普通的韩国人，而是针对那些在今天动辄将中国传统文化占为己有的不怀好意的个别人。
实际上，我们也应该清楚，在历史上“棒子”这个词也不止用于外国，实际上在国内也曾被广泛用来地域攻击，毕竟地图炮这种事，也不是现在的社会才开始的。比如文献曾记载用“穷棒子”指称靠出卖苦力的人，《清史稿》中这样的官修史书中也不乏用“葛兰棒子”指称东北某些少数民族的例子。
但可以明确的是，“棒子”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朝，在之前的明朝并未发现有这一称呼的文字记载。而根据最早可查的文献——清朝乾隆年间出版的《皇清职贡图》其中就已经出现 “高丽国民人，俗呼为高句丽棒子 ”的记载。
关于这一称呼的起源，有历史学家进行了专门细致的研究：
第一种观点：房中奴仆论
例如，曾任教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韩国教授黄普基提出了关于“棒子”起源观点认为：
中国人所谓的“棒子”一词实际是根据韩语读音的误写，其在韩语中的本意是 “房子”，韩语写作 방자 ，本意是“房子内人”的简称，用以指古代高丽的奴婢。而这一解释确实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例如：《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就明确记载
“昔革寺社奴婢，只于两宗量给，奴称为房子”
他认为， “棒子”一词成为对于韩国人的蔑称，应该起始于清朝时期，作为藩属国的高丽经常派使行团进入北京，名为朝觐，实则是向大清朝廷索要财物供给。而在古代中国，根据“怀柔远人”的政策方针，清廷要求使团途经各地的官府，要优待他们的藩属国使团，而很多使团中地位低微的服役者往往仗势在中国境内从事盗窃、抢劫、走私、诈骗等违法活动，而地方县衙根据朝廷的要求，又不得不给予优待偏袒，针对这些人与沿途的中国百姓之间的矛盾，不问是非只处罚中国人。
久而久之，致使中国百姓对于半岛使团深恶痛绝，从而使“高句丽棒子”由一个特定的称谓演变为含有强烈贬义的泛称。
例如，乾隆31年时来华的高丽使臣洪大容就曾在《湛轩书》记载他们作为使团成员在北京被中国小孩骂为“高句丽棒子”的经历：
有乘车少妇，掀帘窥望，颇艳丽。平仲直视不回避，指点称奇。其帮子看车者，蹲坐帘前，喃喃谇骂，平仲不知觉也。而已有群童数十，竞呼“高丽帮（棒）子”
第二种观点：土语泛化论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棒子”一词与被称为“房子”的高丽使团仆役并没有关系。
例如韩国中央研究院的刘安琪与其在中国暨南大学任教授的父亲刘永连认为：“棒子”是中国民间长久存在的一种表示轻蔑之意的土语，就像《清史稿》记载称东北少数民族为“葛兰棒子”，也有称北方某些落后地方的人为“棒子”，而在满清攻灭大明王朝的过程中，由于半岛上的明朝藩属国不但降清，还曾在松锦大战中助清攻明，而且降清后没有被要求剃发易服等原因，导致中原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居民，对于半岛人民严重敌视，从而将“棒子”一词所表达的轻蔑转移到他们身上。同时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量日据半岛的居民协助日本侵略者在华助纣为虐，使这一恶感更加强烈。
例如：孙少颖在《九一八事变与东洋鬼子》曾提及：
后来日子长了，见到日本兵就便不稀罕了。当然，说是“日本兵”，也可能是所谓的“高句丽棒子”。
第三种观点：手持棍棒论
韩国中国研究所的刘光钟就认为：半岛居民被称作“棒子”是因为日本占领东北时期，由于人力的限制，日本将大量半岛居民抽调到东北地区，充当管理日战区的所谓“警察”，而这些半岛人充当的“警察”，又不受日本人的信任，所以只给他们配发棍棒作为武器，而不给予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火器，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对这些人的观感极差，甚至比厌恶日本人还要讨厌这些所谓的“二鬼子”，由此产生了称其为“棒子”的称呼。
例如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就曾写到：
日本娘们的开路先锋是高句丽棒子—高级的奴才。她们不单是抢，还由着性儿作践。她们一个子儿不花地吃你几个西瓜，还得糟踏几个。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称，称其为“棒子”，是因为当时半岛人大量种植玉米，且喜欢吃玉米，而在中国玉米常被俗称为“棒子”，由此借以指称半岛的居民，不过这种说法显然很难成立，实际上半岛种植更多的是水稻和小麦，玉米种植并不多。
然而到了现在，“高句丽棒子”这一称呼的指向性却越来越集中于韩国人身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韩国多次在传统文化归属上试图抢占和取代中国的地位，这导致中国对韩国的印象和观感变差，也是这一称呼被越来越广泛的流传的主要原因。
